戰火下的音樂

俄國音樂在音樂史上，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不論是他們的作曲家、指揮、演奏家還是理論家，在不同的時代，都有其影響世界的力量。

雖然，很多人認為俄羅斯就是那蒙古金帳汗國拔都留下的蒙古後裔，但畢竟他們受歐洲的影響，多於更遠的東方文明。當然，由於距離西方歐洲文化中心實在太遠，俄羅斯的藝術自成一種風格。俄羅斯對西方的嚮往，有他們的傳統，不論是彼德大帝，還是大家熟悉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、作家托爾斯泰，皆會遊歷西歐學習，並將所學習的東西溶合俄國的風格，因此他們的藝術文化，便成為了「帶有斯拉夫味道的西歐藝術」了。在聖彼德堡：一個由彼德大帝親手建成的城市，你不難看到受西歐影響的建築，感覺就正如你不難看到，莫札特在柴可夫斯基音樂中的影子一樣。

自從在香港聽了一場音樂會後，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，相信大家也許有同一個問題：那一場音樂會是大約十多年前，Gergiev 帶領聖彼德堡愛樂（還是維也納愛樂）來港演奏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獨特的指揮手法。我一直想了解：「為什麼有人會這樣指揮，而樂手也會明白他的意圖。」後來，我在維也納留學的時候，參加了他們歷史最久的合唱團Singverein。這合唱團幾乎包辦了所有在金色大廳的合唱演出，不論是本地的幾個大樂團，還是來維也納巡演的樂團，我都有幸作為合唱團團員參與其中。記得有好幾次，Gergiev是演出的指揮，雖然他的「震震手」與「太極圈」在外人看來，難以令人理解，但作為團中的一份子，面對指揮的指示和動作，卻是出奇的清晰。

再過了不久，我有幸到聖彼德堡演出，認識了幾位留學的亞洲學生，亦趁機旁觀了聖彼德堡音樂學院的指揮課，實在獲益不淺。老師是Gergiev 的老師，也是傳承了他們上一代的傳奇指揮老師 Musin 的指揮理論，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。我對聖彼德堡最深刻的印象，反而是他們老一輩的藝術家。

以我合作的鋼琴伴奏為例，來的是大約60多歲的一男一女，當他們踏入排練廳的時候，瞥眼一見，真的毫不為意。這位男士穿的，是70年代一襲棕色的舊西裝，就是那一種有暗色網紋的套裝，看上去莊重得體，是尊重場合、尊重自己和專業，多於是身份的象徵。女士則像鄰家上了年紀的婆婆，當日提了一個大布袋，難以令人不懷疑，內裏裝住的就是她家今天晚餐煮給兒孫的菜。

他們兩位各自坐在兩座舊式俄國大鋼琴，四手聯彈，甫一出聲，是我從來未有想人像過的聲音。那兩部鋼琴在我排練之前，也有「多手」彈過，實不起眼，別說是沒有Steinway 的輕巧與亮麗，沒有 Bösendorfer、Fazioli 等的級數，可能連普通的直立鋼琴的音色，也較容易控制。

那是我第一次可以一部鋼琴，聽得出樂團的聲音。當然，不是因為鋼琴有管弦的聲音，而是他們四手一彈，高中低音立刻分出了層次來。大家如果彈過巴哈的賦格曲，或者樂團 / 歌劇曲目的鋼琴譜，也許知道那些 reduction 減譜，就是將一個樂團的音樂濃縮成四手而彈，線條錯綜複雜，如果對原曲沒有認識，雙手不能在十指間分出至少四種層次，實難達到這種「在鋼琴上聽到樂團」的效果。

我對蘇聯時期培養的藝術家，多少也略有耳聞：像鄧泰山、Heifetz、Rubinstein、Oistrakh等的故事也有認識，但那次是我第一次，親身對他們的印象。香港上一代的音樂家，特別是上一代自大陸移居香港的音樂老師，聽說也是傳承自蘇聯時期培養藝術的體制。他們那一代戰爭時期出世、冷戰時期成長的一代，一定有他們精彩的故事。

講起這故事時，戰火正於另一角落蔓延，沉重地開着 Maris Janson 指揮柏林愛樂的 Shostakovich 第7交響曲，看到不同藝術家表態、大眾留言，不禁黯然，令我想起在追求世界和平、崇尚自由與權利的時代，如果不幸生不逢時，還有沒有不發聲的自由。

願世界真正尊重每一個不同背景和成長的個體，和平才會到來。